东西走向的歌公岭山脉在三国交界的地方急剧地转往南方。『地址发布页邮箱： ltxsba@gmail.com 』它和另外的三道山脉，还有两条大江一起，形成了一个近９０度的巨大的折角。我们在１９５５年９月的时候到达了歌公山脉的主峰，黑熊山的山腰。那里既没有路也没有人。

气温很低，应该已经是在零度以下了。

我紧紧搂抱住那个外国女人的身体，把她赤裸的背脊压在我的胸脯上。我的手环绕着她的肚子，她的肚子也同样是赤裸的。我摸索着她肚腹的皮肤表面上，凹凸不平，翻卷扭曲的疤痕，而她皮肤以下包裹着的腹部肌肉，轮廓分明，结实坚韧。

我们侧躺在地下，篝火在我们前边燃烧得通红透亮。在寒冷的天气中露营是一种让人分裂的奇怪体验。我们朝向火堆的那一面身体很快就变得燥热难忍，可是另外的半边却仍然冷若冰霜。我穿着军用棉袄和棉裤，寒气还是像水一样从后背渗透进来，慢慢地淹没掉人的整个身体。在那时我也已经叫她虹姐了，我抱紧虹姐是为了遮掩住她赤裸的背脊，也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都能更暖和一些。

两国间的国境协定签署以后，我们开始和对方联合勘定边界。中方勘界工作队北方组的指挥部设在獐子镇。但是我们需要到达的最北点是在距离獐子几百公里外的山脉最高处。为了赶在当年完成勘界，我们整个秋季都在野外工作。那时的歌公岭山顶已经开始断续地飘落雪花了。

最后这一次我们要确定的界标是两国边境的终点，再往西北方向就是印度。

我们北方组上来了六个人，军区派了一个班全副武装的战士负责保卫。我们带了帐篷，可是有一顶帐篷被风刮跑了。我自己抢着要睡露天，男人们拿我没办法。

从内地大学报名参加边疆工作以后，我被分配到云南民族工委，那一年国务院安排了确定少数民族划分的工作，开始的几个月中我一直在民调队里做边境地区的民族调查。勘界行动开始以后，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借调到勘界指挥部。

这里随队上山的女性很少，我却是其中之一。到那时我在云南边境只待了半年时间，不过因为跟边民吃住都在一起，我能跟他们说些简单的对话。五十年代是个年轻的时代，而且到处都缺人，虽然我还是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已经被当成处理民族事务的专家了。

我第一次见到虹是在两个月前。他们村的马帮在獐子等货。夏天天气干燥炎热，他们人和马都露宿在镇子外边。５０年代云南的边境地区还没有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边境两边的经济关系仍然保持着解放前的样子，彼此常有马帮来往。境外的楠族和我们这边的边民原来同属一个民族，只是被国界分到了两边。他们语言相通，也存在着很多因为迁居，或者婚姻形成的亲友关系。

那天我去找獐子的傈僳头人，正好就是要请他帮助解决勘界队物资运输的事。

太阳很大，我一直低着头，突然抬脸就看到虹已经站在我的对面。

当地一些民族的妇女并不穿上衣，所以那倒不是很大问题，问题是她身上的伤痕和她的铁链。我再注意打量她的时候才知道她也没穿下装，除了不到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这在当地就很少见到了。

以后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给我强烈刺激的，也许还是我见到她脖子上挂着的铜铃铛。在边疆的大半年中我见到了许多贫穷，苦难，愚昧的生活境遇，我见到实实在在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我们相信那正是需要以我们的热情工作去改变的，我们信仰的理想最终将实现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偏远的角落。而工作队的女同志首先不能忍受的，却是当地严重的重男轻女风俗。所有的农活和家务都是由妇女承担，男人们整天无所事事的闲逛，抽鸦片，喝酒，在喝醉了以后痛打妻子。在一开始，我想到的可能只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问题。哪有这幺侮辱女人的，我想。血涌在脸上，我的脸肯定涨得通红。

我说：「你……哪个寨的？」

她背着很大的一筐马草，看上去很重，所以也应该是路被人挡住才挺起腰来。

她只是冲我笑了笑，没有吭声。她后边一直跟着个男人，被她的大草筐子挡在后边。那人从她后边转出来说：「女大军同志……」

当地人都这样称呼解放军官兵，以后也同样用来称呼他们所说的「公家的人」，境外来的人也跟着那幺叫。他告诉我他们是境外过来的马帮，到镇里边收点喂马的草料，而这个女人……是头人家的奴隶。

我憋了一口气没喘出来，可能还张开了嘴。我不知道我要说点什幺。毕竟我前二十二年生活的地方是福建的厦门。在国内，川贵的彝族在５０年代还保留着奴隶制度，有传说那里发生过劫掠汉人到凉山地区当奴隶的事件，不过云南西部的彝人已经是相当汉化的农民了。云南边境民族当时也的确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使用那幺严酷的方式。按照纪律，我们不干预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也承认山官和头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但是要有问题我们会去找他们谈，他们对于大军还是很敬重的。而对于国外的事我们就完全管不了了。

有了第一|最|新|网|址|找|回|---2ü2ü2ü丶次就会有第二第三次。以后我常在镇里遇到虹。每次都是，她背着整筐的马草，弯腰低头，拖着手脚上的铁链蹒跚地走在土路的一边。当然

，也一直光着身子。她的马帮请镇里的头人帮着收马草，然后他们进来背出去。我后来想到他们为什幺总是带着虹，而不是牵一匹马来干这事。因为他们只要喊她一声背草去就可以了。马要卸货，她不用，她自己能背上肩，到了地方能放下地。跟着可以把马也给喂好。她除了能跟马一样背草，还能听得懂人话，还能用手干活，赶马人们就省掉了自己动手的麻烦。

我有几次在傈僳头人家里谈事，听到底下铁链响动就知道是他们来了。头人送我下楼的时候他们一男一女就走在我的前边，我看着虹抬脚，迈腿，脚腕骨头上边环着的铁圈看上去又大又沉，她每走一步都不光是用腿，用脚，她得扭转起腰的力量，去把那些磕磕绊绊的铁链条拖动起来。

我承认，我是看到她赤裸的大腿，和……屁股，那幺黑，那幺瘦的样子，艰难的扭来扭去的样子特别受不了。我不想赶过她，又没法看得下去。突然觉得心里特别的难过，我在路边站下等他们走远，只想大哭一场。

那天我已经知道，獐子镇的马帮去大理运货还没有回来，而因为山里气候的关系，我们不能再等了。头人找了虹的主人尼拉，我们这一次进山就是由虹他们跟随勘界队运送物资了。

要不是这样，我以后肯定不会知道虹在一座跟厦门差不多大的城市里上过学，不会知道她在像我那幺大的时候也在革命，而且……她做过的事比我要多上很多很多。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外国女人虹成了一直压在我心底的一个记忆。我试着想像过，从她站在我对面的那一天开始，到以后跟我相处的那些时间，她心里的想法，我试着想过一个女人，是怎样地度过在那之前，和那之后的，很多年中的每一天。我会觉得自己全身发冷。恶心，反胃那样的冷。

我问过虹，在她的家乡里奴隶用多少钱能买到？她告诉了我一个不大的数字，我们还换算了一阵那该值多少人民币。我问那是不是说会有人把她买下，会把她赎出来？我希望她总有机会能够从这种处境里解放出去。可是她告诉我，其实在她的家乡并没有什幺真正的奴隶，她是说像她这样的奴隶。其实，那边的大多数土司和头人跟中国这边的情况差不多，他们家里的仆人并不就是像她现在这个样子。她说她自己是个犯人，一直被铁链锁着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再问她要做过什幺才会遭到那幺严重的惩罚？她就不肯再说下去了。

沿着盘山小路，呼吸沉重，步履蹒跚地攀登着哥公山脉的每一个勘界点，我们在路上有很多说话的时间。我们的队里有测绘专家，他们要在那上面确定界标的经纬度和高程。有那一个班的警卫战士，还有尼拉和虹的马帮。他们的马驮着我们的给养，衣物和帐篷，再加上测量器具。因为登上山顶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往往是骡马都没有办法行走的，除了马匹我们还雇请了背工。山民们可以背负起一百几十斤的重量跟着我们走上一天，虹也和他们一样。

在那之前我已经随队工作了一段时间，不算是新手了。我能自己走完山路——当然是空着手的。我有意落到队伍后边，跟虹姐走在一起。因为那时候队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