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完，他没留给我多问半句的空隙，自顾自走了。

我再度独自一人。

地板上夕阳的颜色愈发浓烈，入夜前的垂死挣扎。

或许那个医生打扮的人说了实话，我已昏睡了整整一周。因为印象里自己确实做了个长梦。异常清晰鲜活的梦。较之梦，感觉上更像是由于什么闪失混入睡眠的记忆边角料。梦里，自己重温了一遍大学时代的经历。

梦境的结尾，我们在给刘北安过二十岁生日。

我支起上半身。木板缝隙处，窗玻璃模糊映出我的脸，胡子拉碴，皮肤粗糙，不年轻了，年过三旬的男人面孔。

可那无疑是自己的面孔。

三十减二十，结果是十。

我深吸一口气，将可动用的脑力全部投入记忆的梳理工作，试图回忆起十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十年——作为时间长度是长是短，自己难以判断。事后回顾起来，既觉得仿佛是近乎永恒，又似乎相反，短得令人意外，稍纵即逝。时间的概念随参照系而变化。

十年来，我们都按部就班地过着正常的人生。考试、升学、毕业。除了刘北安，他自退学后一直上班。

苏喻毕业后，刘北安与她同居，并计划结婚，但那一天终究没有到来。取而代之的，是突如其来的，苏喻那充满疑点的消失。

之后我离开这座城市，放逐自我，开始一事无成，绝对一事无成的五年。

直到有人打了一通电话给我，我才意识到去找刘北安的公司找他。意识应该就在那里中断的，因为喝了他给的红酒。

这就是十年来经历的大致模样了。细节想不起，刚一开始细思，意识就黏乎乎滞重起来，脑袋深处仿佛有烟雾腾起。

何以至此呢？刘北安为什么要给我的酒里下药？疑问像是沼泽里蒸腾的气泡，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

“告诉我啊，为什么一切会搅和成这样？”我用手捶击墙壁，发声问道。

墙壁当然不发一语，我现有的力气连自己的手都捶不疼，于是它仅仅无言地反射着晚霞的绛色。

刘北安在第二天一早走进房间。

他身穿浅蓝色西装，脚蹬浅褐色皮鞋，绿表盘的劳力士在手腕上闪闪发光。手里托着一个餐盘。

他身后跟着一个男人，中等个头，粗壮得离。脖子粗如常人的腰，肩甚宽，穿一件大码运动背心，胸口勒得紧紧绷绷。怎么看都像健身房的私人教练。

“健身教练”在门口停步，没进房间。他似靠非靠地倚着门，像是观察墙上的污迹似的望着我。

刘北安把餐盘放在床头柜上，在床边选了个位置坐下，态度淡然。几乎感觉他要问出“昨晚休息得可好”一类的客套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