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专擅跋扈，种种情形，均经明降谕旨，示知中外。

至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张；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

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等事宜，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并于召对时，有伊等系赞襄朕躬、不能听命于皇太后，伊等请皇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语！当面咆哮，目无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每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存离间。此载垣、端华、肃顺之罪状也。

肃顺擅坐御位，于进内廷当差时，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于召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抑扬，意在构衅。此又肃顺之罪状也。

一切罪状，均经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面谕议政王、军机大臣，逐款开列，传知会议王、大臣等知悉。

兹据该王、大臣等按律拟罪，请将载垣、端华、肃顺，凌迟处死。

当即召见议政王奕，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宝鋆，鸿胪寺少卿曹毓英，惠亲王，亲王奕，醇郡王奕，钟郡王奕，孚郡王奕，睿亲王仁寿，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刑部尚书绵森，面询以载垣等罪名，有无一线可原。

据该王、大臣等佥称，载垣、端华、肃顺跋扈不臣，均属罪大恶极，于国法无可宽宥，并无异词。朕念载垣等均属宗支，遽以身罹重罪，悉应弃市，能无泪下？惟载垣等前后一切专擅跋扈情形，实属谋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独欺凌朕躬为有罪也。

在载垣等未尝不自恃为顾命大臣，纵使作恶多端，定邀宽宥。岂知赞襄政务，皇考并无此谕，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付皇考付托之重？亦何以饬法纪而示万世？即照该王、大臣等所拟，均即凌迟处死，实属情真罪当。惟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尚可量从末等。姑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

载垣、端华，均著加恩赐令自尽，即派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传旨，令其自尽。此为国体起见，非朕之有私于载垣、端华也。

至肃顺之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极应凌迟处死，以伸国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未忍。肃顺著加恩改为斩立决，即派睿亲王仁寿、刑部右侍郎载龄，前往监视行刑，以为大逆不道者戒。

至景寿身为国戚，缄默不言，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与载垣等窃夺政柄，不能力争，均属辜恩溺职。穆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情节尤重。该王、大臣等拟请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均属咎有应得。

惟以载垣等凶焰方张，受其钳制，均有难与争衡之势，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寿，著即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兵部尚书穆荫，著即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佑瀛，均著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钦此。

这道谕旨，实际上将八大臣分别主从：载垣等3人是首恶集团人犯，景寿等5人是协从犯罪。罪状因之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首恶3人集团共同犯罪的罪行，就是第一至第三条假传圣旨、擅自主张、反对垂帘，尤其是第三条最为严重。罪状的第二部分是专门针对肃顺的，都是欲加之罪，意在置之于死地。

御史钟佩贤上书，请求将载垣等伪造擅改的谕旨，尽行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