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则为他们的侵略活动寻找另外堂而皇之的理由：日本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尊重。龙腾小说 ltxs520.com所有的大国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再加上日本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为了能够和这些大国平起平坐，他们必须采用比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当他们为实现这个目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最后的结果还是差强人意的时候，这只能说明武力侵略不是赢得名誉的最好方法。而一般来说，要保全“对名誉的情义”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武力侵略，另一种就是遵守现有的互敬关系。在战败之后，日本人便从第一种方法转到了第二种方法，而且他们在心理上没有任何压力，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为了名誉。
在历史上，日本也有过类似的举动，这同样使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日本国内实行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一位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国人在萨摩惨遭杀害，于是英国派了远征军对萨摩进行惩罚。萨摩是日本的一个藩，也是排夷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的傲慢、好战在整个日本都是闻名的。英军来后立即炮轰了萨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由于日本在整个德川时代所有的武器都是仿造旧式的葡萄牙枪制造的，因而从装备上讲鹿儿岛的日军当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然而，这次炮击的结果却是出人意外之外的。在战败后，萨摩藩并没有要誓死寻求报复，反而是希望能够与英国建立某种友谊。萨摩藩的日本人也亲身体会到了敌人的强大，并希望能够向敌人学习。随即，他们就与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建立了学校。据当时一位日本人回忆道：从此以后萨摩的日本人就开始认真学习西方科学的奥秘，……日英关系也因生麦事件而持续发展”5。所谓生麦事件就是指英国为惩罚萨摩而炮轰鹿儿岛港的事件。
这并不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事件。在日本，另外一个可以与萨摩藩相媲美、也同样彪勇好战的藩是长州藩。这两个藩都是培养“王政复古”势力的温床。1863年(阴历)5月11日，当时已经没有实权的天皇曾发布一道敕令，命令将军把日本国内所有蛮夷赶出日本国土。当时的幕府没有理睬这道命令，而长州藩则决定履行天皇的命令。在要塞，向每艘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由于日本的火炮和炮药质量低劣，外国船只并未受太大损失。西方国家为了惩罚长州藩，迅速组建了一支联合舰队并击毁了长州藩的要塞，最后还向日本索取三百万美元的战争赔偿。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这次炮击却带来了与萨摩藩同样奇妙的后果。诺曼在谈到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时曾这样写道：“不管他们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这些曾经是排夷急先锋的藩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无论如何，这种决定证明了他们处事的现实和冷静的态度。对此，我们表示敬意。”6
这种识实务的现实主义正是日本人“对名誉情义”光明的一面。像月亮一样，“情义”也有其光明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它的黑暗面在于它使日本人对“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极端仇视，认为这是国际社会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从而将日本卷入了这场不幸的战争之中。它的光明面则在于它使日本能够以善意平和的心态来看待1945年的投降及其后果。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与日本人的性格不谋而合的。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评论家在向西方读者介绍日本的“情义”时，往往是对“情义”的内容有所选择并进行加工，最后称之为“武士道”，或“武士之道”。有理由说，正是这种介绍才引起了人们的误解。武士道这个正式名称是近代才有的。它不像“迫于情义”、“完全出于情义”、“为情义而竭尽全力”等格言那样能够激起人们深厚的民族感情，也不像“情义”的具体内容那样复杂多样。它是评论家们灵感的杰作。而且，由于武士道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现在军国主义领导人都已名誉扫地，于是人们对武士道的内涵也产生了很多疑虑。当然，这不是说日本人今后就不再“懂情义”了。而是说，现在对西方人来说理解“情义”的真正内涵比以前显得更加重要了。把武士道和武士阶级等同起来也是造成误解的原因之一。“情义”是所有阶级都必须遵从的道德规范。在日本，与其他的义务一样，人的身份越高，他所承担的“情义”就越重。比如，日本人认为对武士“情义”的要求就要比对平民的“情义”要求高。外国观察者则认为，似乎“情义”对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为社会对他们的回报最少。在日本人看来，“回报”多少的关键在于自己在他那个圈子里是否受到尊敬。只要受到了充分的尊敬，那他得到的回报就是巨大的；否则的话，那些“不懂情义”、“无情无义”的人只能得到同伴的藐视和厌恶。
美国人对战败后日本人态度的这种大转变实在无法理解，因为对美国人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要理解全体日本人的这种行为要比理解俘虏营中日本俘虏态度的转变还要难。因为俘虏们知道，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已经死了。既然是“死人”，那他们无论干什么我们都不会感到意外的。对那些了解日本的西方人士来说，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会预测到，在日本战俘身上发生的事情也会在战后的日本公众身上出现。这些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人“只知道胜利或失败”；并且在日本人眼里，失败就是耻辱，必须要以疯狂的暴力活动来进行报复。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认为，日本的民族特性注定了日本人不可能接受任何媾和的条款。其实，这些研究日本的学者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情义”的涵义。在众多的日本人为保持名誉而采取的各种方式中，只挑出了复仇和侵犯这两种最显著的传统方式。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会习惯性地采取第三种方式。他们把日本人这种关于侵犯的伦理道德观与欧洲人的处世方式混淆了起来。欧洲的任何民族或个人，如果要进行战斗的话，首先必须保证战争目的永恒的正义性，而这种战斗的力量正是来源于胸中沉积已久的憎恨和义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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